国画大家方增先 : 只想安静地画画


2018-07-27


国画大家方增先 : 只想安静地画画


方增先

(1931.7—)浙江兰溪人。擅长中国画。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研究生班。历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作品有《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孔乙己》等。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画集》、《方增先画集》。专著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结构素描》、《人物画的造型问题》、《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




二十世紀後半葉

現實主義中國人物畫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國畫壇具有影響力的

“新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與推動者。

2004年,

方增先榮獲文化部頒發的“造型人物成就獎”。




《母親》


创造积墨人物画


造型变了,“墨”还没变。

“墨”成了他主攻对象。

他临摹了大量宋元明清的山水画,

发现层层交错、层层积叠的积墨法,

在表现藏民和农民形象的厚重与质朴上,

能达到以有限的艺术手段

表现无限内涵这一效果。


于是,他改变了

以往墨线勾勒后涂层水墨的习惯,

用积墨法画了一系列作品,

如《祝酒舞》《梦》《佛珠》等。

不过,这些积墨法都是运用在表现人物的衣着上。



他决意再作尝试,

用积墨的手法处理人的头、手、肌理。

感觉告诉他,只有这样,

才能表现藏民那种岁月沧桑感和厚重感。

他画了《大山的回忆》,又画《闲看行路人》,

将一组人物处理成一个整体,浑然一片,

既有现代感,形式感也很强。

为了这次展览,他又创作了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乡板凳龙》,

反映农村舞龙灯、庆丰收的景象。

他用积墨法画成群的人物,把舞龙的人群处理成一片,

如果遮掉头部,简直就是一整块山石。

在处理整体的同时,又令人物各具特征,

做到既统一又不失精微。

他说,过去是“画”形象,

画是生活中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形象;

现在是“造”形象,到生活中收集素材,

以提炼为主,在创作中注重第二度创作,

因此是“造”形象。


通过积墨人物画的试探,

方增先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

他说:“艺术的创新是无穷无尽‘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

自己虽已70多岁,还会继续走下去,

让积墨人物画尽快成熟起来。”





方增先是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

他的代表性作品是

现代中国人物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环节。

方增先和他在人物画领域的同道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意义,

与同时代的山水、花鸟画家有所不同。

因为20世纪前期出现的中国画大师,

基本上都是在山水、花鸟画方面作出贡献,

成为20世纪中国画的高峰。


而在人物画方面,任伯年之后可以说是乏善可称。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借用古代画史的说法:

“20世纪的山水、花鸟画近不及远,

而20世纪的人物画则远不及近。”

这使20世纪中期崭露头角的人物画家,

肩负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而他们的作为确实无愧于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20世纪前期的人物画,

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线描写意一派,

代表画家有钱慧安、王震、陈师曾等人;

工笔重彩一派,代表画家有张大千、徐燕荪

及其弟子任率英、王叔晖等;

融合西法一派,代表人物是徐悲鸿和林风眠,

岭南的方人定、黄少强,

以及由速写入门的赵望云、叶浅予等

也属于中西融合画派。


而在表现现实人物方面

贡献最大的当推生活在北京的蒋兆和,

他对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情,

将水墨人物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人性高度。




在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和他的同学们

画出第一批描绘现实人物的中国画作品之前,

在北京的李斛、宗其香等人承接徐悲鸿余绪,

用造型严谨的水墨写生主导北方人物画教学。

来自西北的黄胄异军突起,

以自由野犷之美,预示了水墨人物画萌动的生机。

他们的艺术实验,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复兴的序曲。


浙江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

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等人,

在汲取欧洲写实造型手段的基础上,

深入生活,回归传统,创作出既具时代风貌,

又有本土文化品格的作品,

展开了中国绘画史人物画创作的新篇章。





“浙派人物画”的出现,

是现代文化环境中复兴中国艺术的成功例证。

它的成功是恰当处理现实、传统

和借鉴外来文化三个基本因素的结果。

在回顾“浙派人物画”的时候,

过分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的因素,

既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不利于中国人物画的进一步发展。


方增先和他的同学

李震坚、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等人,

都具有俊逸潇洒的“浙派”气质,

但在具体的艺术取向和创作成就方面各有长短。

在这一批画家中,

方增先的优势在于对形式因素的综合

和艺术境界的持续提升。

在发挥笔势、墨韵的表现性和追求形象的精神性方面,

方增先接近于理想的平衡。














方增先前期作品

(如《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

以简洁清晰的主题把握和个性化的形象塑造见长。

20世纪70年代以后,

他在研究本土绘画遗产和现代艺术走向的基础上,

拓展了水墨人物画的绘画性。


从1975年的《艳阳天》插图

到1977年的《北京姑娘》,

可以看到他在绘画形式处理方面的变化。

需要提出的是20世纪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

往往集中追求对事件和人物的解说

(美术界经常提到连环画创作对水墨人物画的影响,

其核心也正是以政策或事件的说明

代替了绘画形式、艺术意境的创造),

而方增先在70年代以后的重要成就,

恰在于寻求个性化的形式处理方式,

插图性(说明性)的淡化和绘画性的提升

是他这一阶段创作的成功标志。


80年代的《草原黎明》和《母亲》等作,

是他在绘画形式探索上的代表性成果。

到90年代,

方增先着意于水墨形式渲染特殊感情氛围,

对水墨材质的运用和形式处理的考虑,

进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境界。


方增先画展展出的人物画近作,

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当代水墨人物画已经开辟了独有的绘画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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